李冲：改革官制 营建新都

改革官制 营建新都

李冲（450年—498年），字思顺，陇西狄道（今临洮县）人，李宝幼子，北魏名臣。李冲九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李冲就跟着长兄、荥阳太守李承，由李承教养成长。李承兄弟六人，四个母亲，“四母所出”，相互之间关系并不协调，“颇相忿阋”。

正因为李承的谦虚、冲让，以及后来李冲的“更相友爱”，才使得兄弟子侄之间较为团结。因此，在李冲早年的成长中，李承有着关键影响。另外，李承之子李韶有“清美”之誉，李冲与李韶虽为叔侄，实则年龄相仿、情兼兄弟，这对李冲的人格养成，也有重要影响。

孝文帝拓跋宏时期，李冲任秘书中散，“典禁中文事”，即以秘书省文职为拓跋宏负责“禁中”的文字工作。“禁中”为帝王居所，比较私密，一般人接近不了，李冲能“典禁中文事”，显然是得到了拓跋宏的青睐。由此，李冲走上了平步青云、位极人臣的康庄大道。

李冲的第一个高光时刻，是他提出了“三长制”。拓跋宏雄才大略、锐意革新，可是，北魏制度落后，豪门林立，权贵们隐匿户口、逃逸赋税，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和基层治理。为此，李冲创立“三长制”：五家设一邻长，五邻设一里长，五里设一党长，专门负责核查户口、征收赋税、征发徭役。由此，基层再也无法瞒报户口、偷税漏税。“三长制”强化了基层统治，增加了国家财政，打击了豪门世族，“公私便之”（《魏书•李冲传》）。而这，恰好是锐意革新的孝文帝最需要的，所以，李冲因政绩突出而迁中书令。

在拓跋宏改革官制的过程中，李冲也高光闪烁。官制改革，其实质目的是打击鲜卑权贵，带动鲜卑、汉族之间通婚，推进汉化。拓跋宏规定，原来的鲜卑“八姓”与中原“四姓”同列，在授官时都有固定级别，不能太低。其中汉族姓氏的名单，应当是李冲裁定的。他“参定典式”，有根有据，为官制改革的平稳有序奠定了基础，因而封开国侯，迁吏部尚书，接着又任太子少傅。拓跋宏把接班人的教育托付于力推汉化的李冲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拓跋宏确定迁都洛阳之后，李冲成为营建新都洛阳的首功之臣。当时的鲜卑贵族普遍反对迁都，拓跋宏便以南伐为借口，于太和十七年（493年）八月，起兵三十万，从平城至洛阳。到洛阳后，见城垣残破，拓跋宏下令李冲、穆亮等负责推倒重建，“以（李）冲为镇南将军，侍中、少傅如故，委以营构之任”（《魏书•李冲传》）。显然，李冲成了营建洛阳的主要负责人。此前的大同，李冲就主持营建了明堂、圜丘、太庙，此次营建新都，李冲更是“孜孜不息”，无论是安置百姓，还是新起建筑，都由他拍板定案，“皆资于冲”。

对此，陈寅恪先生论述道：“洛都营建，李冲实司其事。故一反传统之面朝背市之制，而置市场于城南者，当出于李冲之规划。盖李冲乃就地施工、主持建设之人，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。”（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）陈先生提到的“一反面朝背市之制”，正是李冲在洛阳城市功能布局上的革新。汉魏旧都“面朝背市，左祖右社”，而李冲则直接将市场置于宫城之南，遂导致“宫室北移”。这一布局开隋唐都城规划之先河，成为此后历代都城营建的蓝本。李冲也因营建新都之功，迁升尚书仆射，居宰辅之重。

李冲在拓跋宏统治的最后几年，备受信任。太子元恂体肥，受不了洛阳的湿热气候，遂纠合党羽，准备私自返回大同，形成割据。这是对迁都和汉化政策的带头挑衅，所以拓跋宏处死了元恂。作为太子少傅的李冲心怀惭愧，引咎谢罪，但拓跋宏大度地说：“朕尚弗能革其昏，师傅何劳愧谢也。”我都不能，何况你呢？在朝廷律法的制定中，李冲也多有建言。他为孝文帝时期的国家治理和建设做出了贡献。

李冲之死，让人颇感意外。李冲荐举的李彪，前恭后倨，这让李冲愤怒异常，他不仅弹劾罢免了李彪，而且罕见的破口大骂，“詈辱肆口”。李冲本来性情平和，极少发怒，所以，这一次愤怒，使他“病发慌悸，言语乱错”，不停地“扼腕叫詈，称李彪小人”。李冲是神经错乱了。这样一个“姿貌丰美”、颇有见解、位高望显的能臣，他什么事没经过？什么人没见过？居然为此事而犯了神经病！前恭后倨、忘恩负义者所在多有，落井下石、釜底抽薪者比比皆是，何独一个李彪？李冲又为何与自己过不去呢？让人费解。

李冲还有一个颇为遗憾的细节，“（李）冲为文明太后所幸。”（《魏书•李冲传》）文明太后，即北魏冯太后，拓跋宏之祖母，临朝称制的女政治家。此类之事，一般正史都会隐讳其事，或在其他事件中偶语带出，至少不会在本人传记中专列一笔，可李冲的事，却让史臣郑重地记载了一笔，这有点不同寻常，足见史家直笔。

摘自黄河清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