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：塞下秋来风景异

先忧后乐 彪炳青史

范仲淹（989年－1052年），字希文，祖籍邠州（今陕西彬县），唐末迁居苏州吴县（今江苏吴县）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。范仲淹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，其先祖是唐代宰相，曾祖、祖父都为官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，父亲范墉曾任北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。

范仲淹就出生于武宁军驻府所在地徐州。不过他两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甚至衣食难继，不得已，其母改嫁到淄州长山（今山东邹平县）。少年时，范仲淹刻苦勤学，生活艰难，甚至靠“糜粥”度日，但他寒窗苦读，培养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志操。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27岁的范仲淹一举考中进士，进入仕途，任集庆军节度推官。做官后，他接来母亲赡养，并改回范姓，取名仲淹。这一时期的范仲淹堪称是寒门学子励志成功的典型。

母丧期间，名宦晏殊任应天知府，他邀请范仲淹主讲应天书院。由于范已经声誉颇隆，所以四方学子纷纷赶来书院学习。服丧期满后，晏殊再推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。这是一个级别较低却时望很高的文职。在职期间，他成为众多学者请教的明星，而且还“每感激天下事，奋不顾身”，体现出极为显明的家国天下情怀。

天兴七年（1029年），已经年满20岁的宋仁宗应该可以亲政了，但其母刘太后却依然垂帘听政，这引起了范仲淹的直言进谏。要知道，一个年刚而立的官员，对这样敏感的政治问题进言，是极易惹祸甚至获罪的，所以，晏殊就斥责了范仲淹。尽管晏殊对范仲淹有恩，但范仲淹还是写信给晏殊（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），严肃阐述犯颜直谏的理由，和自己“不以富贵屈其身，不以贫贱移其心”的丈夫节操，还说：“倘察仲淹之志，如不可数，则愿昌言于朝，以绝其进。”如果您觉得我无才可造，那就建议朝廷弃用我，我也从此断绝仕进之念。范仲淹刚正不阿、为国事奋不顾身的行为，还带动了当时的士风，“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仲淹倡之”（《宋史•范仲淹传》）。这是十分可贵的。

范仲淹的确是得罪了刘太后。一年后，他被贬为河州府通判。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，他又因直谏被贬为睦州知州。好不容易调回京城，他再次和宰相吕夷简发生了冲突。吕夷简任人唯亲，范仲淹便绘制了一幅《百官图》进献给宋仁宗，并解释说怎样才算合理升迁、公平晋升。这显然是针对吕夷简的，吕夷简大为恼怒，警告范仲淹，并控告范越职言事，而范则据理力辩，一一驳回。

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越来越赢得朝臣的认可，但其仕途却仍然在不断贬谪中，尤其以出任地方官居多。不过，范仲淹每任一地，都爱民如子，积极有为，兴水利，开赈济，政声极佳。

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北宋军队遭遇了三川口之败，朝野震惊。一向被轻视的西夏，居然有如此实力！为惩戒西夏，宋仁宗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，范仲淹为陕西转运使，着力经营西北。韩、范都是有名的干才，且都慷慨许国，凡事以国事为重，此次任命，给了二人联袂西北的机会，后世并称“韩范”也自此始。

就策略而言，韩琦主攻，认为应当积极进攻，速战速决，这与宰相吕夷简完全一致；而范仲淹主守，主张严守边城，密筑堡寨，等待时机，稳扎稳打。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，北宋发布了出击的命令，可范仲淹却仍然在上书反对。正因为范仲淹消极，所以韩琦主动下令，命环庆副指挥使任福率军前进，寻找西夏主力决战。但结果却十分惨痛，宋军全军覆没于好水川。这一战，也让吕夷简、韩琦等主攻派认识到了范仲淹主守的价值。

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范仲淹升任环庆路都部署、经略安抚招讨使，成为庆阳方向防备西夏的统帅。他终于能独当一面，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了。他首先积极修筑堡寨、城池，建立巩固的军事基地。最有名的就是大顺城（今大顺城遗址尚在华池县），这是一个插入西夏统治内的城堡。修成后，大顺城与白豹城、金塘城互为犄角，连通了庆州与延州间的防务，明显加强了防御效果。

他还努力争取庆阳、陕北一带羌族百姓的支持。这些羌族常被西夏所胁迫，或为西夏向导，或为西夏眼线，有些则跟随作战。范仲淹深入边界，犒赏、慰问羌族，巡视其人马，与之订立条约。对于羌族首领，他待之以诚，信而不疑，赢得其充分信任。他还把在羌族中具有很高威望的将领种世衡调到环州（今环县），来发动羌族百姓。各种努力下，他们组建了一支二万人的、很有战斗力的羌人军队，环庆整体防务水平明显提高了。

在庆州，范仲淹还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著名词作《渔家傲•秋思》：

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

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
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

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
在大力建设堡寨、城池的背景下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范仲淹所面对的庆州山河是：苍山如海，暮霭如烟，孤城、堡寨相互衬映，犹如大型的长城烽火台耸立在山巅；征战的将士们功名未建，思乡心切，却归程无期，只好浊酒自陶；那幽幽的羌笛和凌厉的风霜里，将军发似雪，征夫泪如雨。这是一幅多么悲怆苍凉的画面！家国与功名，故乡与边塞，泪水与白发，简练而深刻描绘出了征人的心绪和作者的悲悯情怀。

由此，也可以推理，范仲淹的环庆经历，不仅是他在为国征战，而且也是在淬炼才华，至少他的词作在这样的体验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，哪怕仅此一首，都足以让他登上词史名家的地位；更何况，这些历练也将为他出任宰相、主持国政而大有助益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夏宋议和休兵，宋仁宗召回范仲淹，“遂欲更天下弊事”，准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经过与西夏的三年大战（三战皆败），北宋君臣认识到外敌强劲，如不革新，必将每况愈下；而长期以来累积的“冗官、冗兵、冗费”问题，更是病如沉疴，严重消蚀着北宋的统治。为此，宋仁宗寄希望于范仲淹等人，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富弼为枢密副使，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等为谏官，开始推行改革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
庆历新政的基本蓝本，就是范仲淹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。在《条陈》中，范仲淹罗列了十项改革方案：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长官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推恩信、重命令。当时宋仁宗高度信任范仲淹，所以全部批准，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实行。这十条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。范仲淹雷厉风行，首先将“明黜陟”和“择长官”付诸行动，一月之内，他新任四路转运使，对不称职者一笔抹掉；然后再安排“抑侥幸”，改革恩荫制度，减少恩荫特权；接着再“精贡举”，颁布贡举新法，强化儒学。就这样，新政广泛推行开来。

但是，从来改革都是艰难施行。范仲淹减少恩荫特权，严重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；新政“磨勘严密”（即考核严苛），得罪了大批慵懒官员；严肃选官，也杜绝了希图侥幸者之路。所以，紧随而来的便是各种流言蜚语和诽谤攻击，“朋党论”再起。反对者污蔑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是“朋党”，为此，欧阳修也无奈做《朋党论》以回击。

这其中，呆书生石介的作用颇为独特。石介看到朝政日新，便由衷称赞，遂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赞颂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。可是，这样的赞颂，恰好是摆出了被反对者攻击的靶子，以致于石介诗一上奏，即引起朝野哗然。而朋党之争，又是历来皇帝最为忌惮的事项之一。所以，庆历新政自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拜相开始，至庆历五年初他离京，总计一年有余的时间；一旦他离京，新政的推行必然大打折扣。紧接着，富弼、杜衍、韩琦、欧阳修等陆续离京外任，新政宣告彻底失败。

新政期间（庆历四年），范仲淹撰写了千古雄文《岳阳楼记》。本年春，范仲淹同榜进士、挚友滕宗谅谪知岳州，重修岳阳楼，请求宰相范仲淹为岳阳楼题记（滕宗谅《与范经略求记书》）。正在锐意革新的范仲淹欣然应允，他以独立千峰、高瞻远瞩之姿，清澈为民、慷慨许国之志，和 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旷达之态，写下了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铮铮誓言，当然也活画出了范仲淹本人豪宕磊落的丈夫气象。

此时的范仲淹，是妥妥的天下人望，为“士望所属”，“中外想望其功业”，而他本身也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（《宋史•范仲淹传》），所以，说他是士大夫的代表，应当毫不为过。以这样的士大夫代表，喊出“先忧后乐”的铮铮誓言，其实正是喊出了宋代士人的普遍心声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范仲淹就是对宋代士风影响最大的人物，包括同时期的韩琦、尹洙、欧阳修、司马光以及略晚的苏轼，都没有这个影响度（苏轼的文艺影响更大）。因此，纪昀说范仲淹是“行求无愧于圣贤，学求有济于天下，古之所谓大儒者，有体有用，不过如此”（《四库提要》卷一五二），将范仲淹看作是“有体有用”的“大儒”，这是极高的评价。罗大经也评价道：“国朝人物，当以范文正为第一，富、韩皆不及。”（《鹤林玉露》卷二）许之为“国朝第一”。当然，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，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，何尝不是古往今来所有优秀中华儿女的心声呢？

摘自黄河清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