慕寿祺：本为民艰需革弊

求文献于陇右 必数三君

慕寿祺（1874年—1948年），字少堂，号松严、求是斋主人、劫余生，甘肃镇原人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举人。他是著述丰富的诗人、学者，也是投笔从戎的军人，曾任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、甘肃省署秘书长、甘肃通志局协纂等职，也曾执教于甘肃大学堂、甘肃学院（今兰州大学前身），著作有《甘宁青史略》《经学概论》《音韵学源流考》《求是斋诗抄》《求是斋文抄》《求是斋楹联》等。

慕寿祺出身的镇原慕氏，自清代乾隆年间以来就一直有官宦绵延。慕寿祺祖父以医术而声闻乡里，其父慕暲为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举人，曾任固原学正、西宁教谕、宁灵厅教授（《慕暲墓志铭》）。幼年的慕寿祺便跟随父亲，在西宁、灵武等地读书，幼承庭训，是其早年教育的全部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之后的十年间，慕寿祺先后参加了县试，考取廪生、拔贡、副贡等，其间曾入兰州求古书院学习，也曾因文章恣肆而得到甘肃学政蔡金台的赏识，蔡称其为“甘之俊人”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中举人。

这期间，因新式报刊的影响，慕寿祺思想有了很大的变革。据慕寿祺《我的青年时代》一文可知，他入求古书院时，对社会政治尚“茫然无知”。后来他订阅了《申报》，尤其是订阅梁启超主办的《时务报》，终于“饱吸过外面的新鲜空气，看见过寰球的许多惊天动地的新闻与议论”。他还阅读了上海广学会排印的《中东战事本末》一书，该书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公文汇编，书中的内容大大刺激了慕寿祺，他理解了“国步多艰”，认为“非变法不足以图存”。可见，在新潮思想的影响下，慕寿祺也从一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的学子，转变为一个关心国政、希望变法图强的志士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慕寿祺赴京参加会试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届科举，次年清政府便废除科举制，但慕寿祺此次未能如愿，落第而还，其举业也便定格在了举人上，他作《下第》一诗寄意：

一纸文章空有价，万家忧乐总关情。

深宵衾枕乡心动，久雨莓苔屐赤生。

北望金门重献赋，愧无手版谒公卿。

这样的举业成绩，与慕寿祺学术实绩、学术禀赋并不成正比，而这样的人生命运，却正好将慕寿祺安排在了新旧时代、新旧教育、新旧思想、新旧学术的转换之际，促生和决定了他人生和学术的基本风貌。在民国时期的甘肃学界，慕寿祺学术声誉最隆，是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，顾颉刚称：“求文献于陇右，必数三君焉，曰慕先生少堂，张先生鸿汀，邓先生德舆。”（《西北考察日记》）然而在此次考试地开封，慕寿祺幸运地加入了兴中会，他也因此成为甘肃最早的同盟会员。加入同盟会，成为慕寿祺此后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，对其生涯影响巨大。科举失利后，慕寿祺返回兰州，被自己乡试荐卷师、甘肃文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聘为教习，讲授国文、历史，兼经学分教。甘肃文高等学堂是甘肃建立的第一所完整意义上的高等学校，俗称“甘肃大学堂”，在近代甘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奠基作用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慕寿祺赴京考职，虽依然无果，但慕寿祺却有一个惊人之举：他连上《请实行尊孔疏》《西北练兵疏》《请缩短立宪年度》《提倡实业》等七道奏疏给北洋政府。显然，他希望能引起当政者的重用。督察院批准了《尊孔疏》《提倡实业》《西北练兵疏》三疏，分发各省执行。1917年，慕寿祺又在《尊孔疏》的基础上，再次撰成《尊孔论》长文，上书甘肃省政府，甘肃省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下令印刷颁行，并登报刊布。

慕寿祺《尊孔疏》《尊孔论》的撰写，一方面是他“学尊洙泗”、服膺儒家学说的学术追求，另一方面也是时局激发所致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政府将祭孔升格为国家最隆重的祭祀，但是慕寿祺上《尊孔论》时，正是陈独秀、胡适等倡导新文化、创办《新青年》并引起深刻反响之时，他撰《尊孔论》显然有制衡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意味。慕寿祺有《上书尊孔》一诗，可以看出他此时的心态：

心事茫茫感百端，中原多事得才难。

凌云献赋追司马，避世无心学伯鸾。

愿借尼山作磐石，岂容沧海鼓狂澜。

长安卿相多年少，空把忧时泪暗弹。

其中固然有献赋求赏识之意，但“中原多事”和“忧时之泪”，显然能反映出他对时局的关注和担忧，他要以“尼山作磐石”，即以孔子作为安定人心的压舱石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春天，慕寿祺“奉命往东南各省调查学校教授管理法”（《我的青年时代》），即奉命去东南各省进行新式教育的调研。甘肃大学堂需要学习南方各省的先进管理经验，慕寿祺年轻有才干，所以被委以使命。这是一次历练自己、开阔眼界的绝好机会，慕寿祺“与东南人士游，并览名山大川，而文字益进”。而且，此时他“始与中山先生通信，令余在西北宣传革命主义，并介绍了几个广东人，谓不久即到兰州，可一致进行”，这是慕寿祺自加入同盟会以来的重要政治动作。他应当是感受到了南方各省较浓的革命氛围，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大契机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。
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，西安也紧跟着爆发起义并大获成功。陕西巡抚升允逃往兰州，企图率领甘军清剿西安革命军，但兰州士子倾向共和，支持革命。为此，慕寿祺与同盟会会员王之佐向作为保皇派的陕甘总督长庚上书，主张不必劳师远征，“两次上书长庚，力谏其非”，长庚“迫于物议，仍令满营兵回防”，暂未远征西安。后甘肃的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，矛盾日趋尖锐，长庚甚至欲杀慕寿祺、王之佐等人。但从当时慕寿祺《致咨议局书》能看出，他视野宏阔，对全国的时事动态有着清晰详实的了解，对于君主政体、民主共和政体，宪政与保皇，都有鲜明的论析，其强大的事理逻辑和日渐明朗的全国形势，这些都使得长庚不敢轻易屠杀革命派。

宣统皇帝退位后，甘肃政坛进入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。次年一月，甘肃省临时议会成立，推举临洮人李镜清为议长，周务学、慕寿祺为副议长。由此，慕寿祺终于凭借其同盟会员的老资格和心怀天下、干练务实、积极进取的意志品质，成为甘肃政界的重要成员。从开封赴考时加入兴中会，到辛亥革命中的激流勇进、百折不回，再到甘肃临时议会副议长；从儒家经史到吏治法学，慕寿祺的为学与入世，都深刻体现出传统儒家自强不息、乘时而起的经世内涵，其学习与奋斗的艰辛，可以想见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半年后由于甘肃省临时议会与甘肃都督赵惟熙争权，最终导致议长李镜清被刺杀。这是甘肃近代民主进程中极黑暗的一页，对此慕寿祺极为沉痛，有挽联云：

身后真成烈士传，抚今追昔，足令我辈心寒；万里坏长城，叹英雄草草牧场，往事空怜檀道济。  

陇头渐放自由花，即果溯因，都是先生手种；十年同树木，看大家翩翩莅会，无人不念李临洮。

而袁世凯又趁机窃取革命果实，并下令解散国民党，收缴各议会中国民党的党员证，慕寿祺也被捕押往北京，好在最后以“人甚和平”（《慕少堂先生历略》）为理由，无罪释放。不过这两件事对慕寿祺影响很大，这之后尽管他依然为人正派，但少了冲锋陷阵的锐气，多了些世故圆滑。总之，辛亥革命前后是慕寿祺斗争最勇敢、最坚决的时段，充分体现出其伟大的胆识和品格；而他讲策略的斗争，在保全自身的同时，也为迂回推进甘肃国民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所作所为，对于引导甘肃政坛的进步，引领甘肃士子的风气，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1918年国内形势大变，张勋复辟，南方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，云南、四川、湖北、陕西等省都建立了靖国军。此时，云南靖国军由叶荃率领两个军，经四川、汉中进攻天水，企图占领兰州，在兰州建立护法军政府。甘肃督军张广建是北洋系，反对护法，他下令组建甘肃援川军，以陇南镇守使吴攀桂为司令，吴攀桂又以慕寿祺为援川军参谋长。甘肃援川军与滇军靖国军在天水的战事仅仅持续三天，叶荃就战败撤出宝鸡，甘肃援川军成功完成任务，得以退驻天水。期间慕寿祺全程参与谋划并指挥了收复天水南北两山的战斗，这是其戎旅生涯的亮点，为此慕寿祺创作《天水战事歌》，既表达了功成身退的清高，又对吴攀桂战胜却物议纷纭的现实深表遗憾。总之，慕寿祺在其人生的落魄期，迎来了别样的军旅生涯，虽然短暂，但也出彩。这进一步说明，他不仅学富五车，而且还是一个精敏的干才。

1920年10月，第三届甘肃省议会成立，杨思为议长，慕寿祺、周之翰为副议长。这是慕寿祺第二次出任甘肃省议会副议长，他有《举省议会副议长》诗记此事：“十年回首事堪伤，士气从今渐发扬。本为民艰需革弊，敢矜予知损谦光。”1925年4月，慕寿祺又以两届省议会副议长的资历得以列席北平参政院，长期驻京，并任善后会议代表。这是慕寿祺最后的荣光，随着政坛新人的崛起，年近花甲的慕寿祺逐渐疏离于政坛，专心著述。

1935年2月，甘肃学院院长邓春膏聘请慕寿祺为文史系教授，讲授经学、音韵学。这一身份的转变，标志着慕寿祺彻底地离开了官场，进入学界。此前，他总处于政学之间，亦官亦学，此后，他皓首穷经，笔耕不辍。慕寿祺之女慕文云记载：“（慕寿祺）晚年息影金城，致力著述，日以继夜，未尝少懈。”（《〈中国小说考〉跋记》）。授课期间，慕寿祺先后出版《读经笔记》《经学概论》《音韵学源流考》等著作。1937年顾颉刚率领西北教育考察团抵兰州，考察文化教育。调研之余，顾颉刚还与陇右文化名流颇有交往，尤其看重被誉为“陇上三名士”的慕寿祺、张维和邓隆。所谓“求文献于陇右，必数三君焉”，其中少堂居首，不仅是因为慕寿祺年长，更是在于他极高的学术造诣和声誉。

1946年，甘肃学院改名兰州大学，此时的慕寿祺年过七旬，已荣休，但兰州大学仍然聘请他为特约教授，算是这所后来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对慕寿祺十年教育生涯的肯定。1947年2月，慕寿祺病故，杨思主持追悼会，水梓为致悼辞，给予高度评价。

摘自黄河清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