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运震：俭简检 官员的样板

些小吾曹州县吏  一枝一叶总关情

牛运震（1706年—1758年），字阶平，号真谷，山东滋阳（今济宁市兖州区）人，清代著名学者、循吏。《清史稿•循吏》有传。此前，我们也曾介绍过循吏段坚、牛树梅的事迹，但他们两位都任职于甘肃之外，而牛运震则是自始至终都任职于甘肃、勤政爱民、声名赫赫的循吏，非常难得。

牛运震出生于世代仕宦、书香之家，其祖父、父亲都是贡生，父亲曾任日照教谕。幼年时，牛运震天资聪颖，勤学苦读，卓荦不群，备受师长器重。十四岁时，他为迎考，才习八股制艺。不过他因天资高，科举也较为顺利，于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中举，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中进士。时年二十八岁。

中进士前后，牛运震的才华已经在京华广为人知了，所以，他准备再应博学鸿词科考试。博学鸿词，又称博学鸿儒，算是科举之外的特别加试，仅甄选十五人左右，参加者需要各省、部特别推荐，其实就是国家为了选拔老成、博学的经术之士，让他们为国家学术文化长精神、撑门面。山东巡抚也特别推荐了牛运震，不过牛运震还是落选了。

此次落选，基本打消了牛运震的经学梦想。之后他为官于甘肃，辗转于各书院，以辞章之学、史学见长，经学成就一般。落选后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故使运（指牛运震）驱策古今，排奇垒诡，此其所长也；若为按部就班，镂章句粉，此其所短。如运者所谓朴且散焉，不能自尽其才者也。”（《与李侍御元直书》）牛运震自言是“朴散”之人，出入史学、评论古今为其所长，而句读考证、逐句解释是其所短。这基本能解释他落选之因，也能印证他“朴散”的个性。

鸿儒做不成，那就等候为官吧。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，牛运震掣签得任甘肃秦安知县之职。对他而言，秦安是偏僻荒陋之地，交通闭塞，“地旷而瘠，民憨而贫”（牛运震《寄兖郡亲友书》），治理难度明显要大得多，可他义无反顾，抱着“为朝廷执法，为百姓造福，为父母立清名”（牛运震《秦安示诸弟及颜怀敞书》）的理想走马上任。而且，一旦上任，便是七年之久。

这七年中，牛运震确实是全身心地兴利除弊，造福百姓，政绩累累，赢得了秦安百姓的交口称誉和青史上“循吏”的千秋美名。可以说，是牛运震造福了贫穷、偏僻的秦安，秦安也成就了牛运震的美名。在秦安，他整顿吏治，平反冤案，教耕织，修水利，通工商，发展经济，弘文兴教，实属难得一见。当时西北农民播种，还不懂得用耧，零乱洒种。牛运震从家乡请匠人，做了十把耧，亲自到田间示范，耧播便得到了迅速推广。流经秦安的葫芦河（当时称陇水）水浩浩汤汤，可百姓不知利用，坐看资源浪费，牛运震组织人力，三月之内开渠九道，新溉良田万亩。

牛运震还刻碑告示，废除陋规。这些陋规，其实就是县衙的各种摊派费用，比如“轿夫工食费”“钱粮驮运脚价”等，牛运震廉洁，不仅下令废除各种摊派，而且还刻碑立石，明文公示，体现出坦荡磊落的襟怀。秦安文教落后，牛运震亲自招生授课，在其离任前数月，因担心他离开后士子们学业荒废，便自捐俸银建了陇川书院。逐渐地，秦安这个多年没出一个举人的地方，居然被称为是“陇右邹鲁”。这些作为，若非真正的心系苍生，确实难以用心到如此深细的程度。试想，对于一个即将离任的官员，如果只在乎仕途和官位，谁还能自捐俸银建书院呢？牛运震离任时，秦安士民万人相送，确实是完全可能的事。

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、八年（1743年），牛运震因政绩突出，又得兼管徽县、两当两县，等于身兼三县县令。他没有选择条件最优、风景最佳办公处，而是极具温情地设在了三县的中心大门镇，其五言诗《大门镇晓行》可以窥视当时心境：

落日微心道，遥林风未收。

簿书妨月夜，鞍马任霸秋。

峡虎饥难卧，江猿晚易愁。

一身三县宰，憔悴小甘州。

勤劳的三县县令，中秋月夜之下，他无暇赏月，仍在审核公文；“小甘州”即大门镇。即便猿鸣虎啸在耳，他还得憔悴为公。在徽县，他还组织人力剪除虎患，兴建了徽山书院。面对着徽县物产丰富而百姓困穷的现状，牛运震慨叹：“士大夫当官吏民，必将谋国如家，强力以勉其所不足，宁可以泛泛而遂已？且夫地广荒大而不治，亦士之辱也。”（《徽县寄兖郡亲友书》）其中的“谋国如家”，显然就是忠诚许国；而“地广荒大而不治，亦士之辱”的话，确实堪作古往今来一切手握权柄的官员们的箴铭。

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，牛运震因政绩优异，被调任平番（今甘肃永登县）知县。永登一直苦于干旱，牛运震又率众开渠，兴修水利。城南玉道岘受灾，饥民挨饿，牛运震及时送去二百石小米，才保全了濒危的饥民生命。为此，百姓集体做了一顶万民伞，送给牛运震，不料这顶伞后来却成了他受贿的罪证。

乾隆十二年（1727年），固原发生兵变，标兵因拖欠军饷而围攻提督署。固原提督、甘州提督是清代甘肃境内的两个最高军事长官，永登地盘也属于固原提督的军管范围。在乱兵汹汹的情况下，川陕总督庆复下令征调素有威望的牛运震以协助安抚乱局。牛运震赶到时，乱兵的进攻已经停息，新任提督已经到任，只不过人心浮动，潜在风险尚大。牛运震“示以镇静”，建议尽量淡化和缩小问题的严重性，只诛首恶，从者不论。他主持审判案件，仅仅“斩三人，监候四人”，对于一个省级军分区的军事哗变，这样的处理确实是最轻的了。

牛运震的出色表现，引起了甘肃官场同僚的嫉妒。在三年一次的政绩考核中，他被诬告受贿而被免官，其中接受万民伞就是重要罪证。这位少有的、勤恳为民的循良官员因此而罢官，确实令人遗憾。理性来看，清政府担心官员离任前政治做秀，操弄出清廉形象和百姓惜别之景，是有一定根据的，而牛运震恰好触犯了这个规定。其实这也正是他的善良之处。百姓一人一文钱凑起来的万民伞，他不好拒绝；而接受了，却又冒犯法规。清廉的牛运震，他以为接受了万民伞，不影响他的清廉，却刚好成了别人落井下石的把柄。

罢官后，牛运震连返乡的路费都凑不齐，于是他又应聘于兰州的兰山书院，教书一年，凑齐川资，才得以返乡。路过秦安时，百姓依然盛情挽留，秦安百姓记得牛运震的官场良知。其诗句“十载离情说不尽，一鞭参照又天涯”，完全可看做是返乡时复杂心态的注脚。后来，他还应聘于山西、河南等地书院，教书育人，深受推重。他在兰山书院时教过的吴镇，就是其得意门生。

牛运震的仕宦仕途生涯全在甘肃，遗爱千秋。民国时期的陇籍学者慕寿祺评价牛运震说：“针民生之良药，问所不及而能畅言之，欲登边氓于仁寿域，有清一代，唯秦安县知县牛运震一人而已。”（《甘宁青史略》卷首二）高度评价牛运震。事实上，《清史稿•循吏传》记载五十八人事迹，如牛运震这样勤心为民、廉洁奉公者，还是不多。他刻碑以废除陋规、“俭、简、检”的为官三字诀，都可作为一切官员的典范和样板。

摘自黄河清风